从明代月港到厦门湾现代港口群
——分流历史下的东西方贸易
隆庆开海
与
月港兴衰作者：贺沛
宋元时期福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在泉州湾的泉州城。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明朝建立了朝贡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吴元年()尚身为吴王的朱元璋“仿宋元之遗制”，在太仓*渡设立市舶司，以浙东按察使陈宁为提举，掌管海外贸易之事。但其本意已不是宋元时期的“有市舶司的勾当，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而是在于“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
葡人来华贸易，遇到的是体制性的障碍。明朝允许外国来华的“贡船”贸易，且有朝贡国家、贡期、贡道、朝贡人数的限制，而葡萄牙不属于朝廷体制允许之内。明朝严禁人民下海通番贸易，与葡萄牙人贸易属于犯法行为。在朝廷看来，反体制行为是破坏 权稳定和安全的异己力量，视之为“贼”、“寇”。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这是朝野视互市为祸乱根源的原因。福建特别是漳州海商勾引葡萄牙人在双屿、浯屿互市，被看作是倭乱的源头，正是这一逻辑思维推演的结果。
15世纪中叶，漳州航海贸易势力已有九龙江口和诏安湾两大基地。前者地跨漳、泉二府，以龙溪县海商、海寇为主体，泉州府海商、海寇加入其中；后者地跨漳、潮二府，以诏安县海商、海寇为主体，潮州府海商、海寇加入其中。
同时，又吸收东南沿海各地下海者投靠、入伙。他们各有行商或行劫的海面，以地缘关系合帮成群，不相统属。浯屿水寨内迁，是闽南海防退缩与废弛的结果。但敞开通番门户提供的海洋发展机遇，又是16世纪亚洲海域“漳州时代”到来的前提之一。
明代实行海禁以后，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日渐寥落，泉州市舶司最终迁到福州。不过，以漳州人为核心的走私贸易，却在厦门湾的月港发展起来，最后扩展到周边区域。隆庆开海并不代表明廷海禁 策的终结。如果说明前期海禁 策的推行对海上商业力量的发展是一道坚实的壁垒，月港开放则仅只能看作是明 府调整海疆 策的一种巧妙手段而已。
隆庆开海后，实际上亦仅对国内海商开放月港一地，并不是全方位的开放海洋，而是在“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指导原则下有限地开放。隆庆开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沿海地区贸易的发展，为海上商业力量的前进打开了一个狭窄的孔道。但细究其 策本源，自始至终贯穿着“寓开于禁”的思想主线。从某种意义上看，隆庆开关是海上商业力量为打开海洋大门长期奋斗的结果，是明廷慑于海疆变乱而采取一种暂时的绥靖措施。
开关后的月港新区同稍早时候开始租借给葡萄牙人的澳门一起，成功联通了中国沿海到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的贸易线路。当时被大量开采的日本银矿成为了葡人输入中国的主要资金来源。同时，占据菲律宾吕宋岛的西班牙人也从马尼拉出航到月港，为大明王朝源源不断输入走太平洋航行运输来的巨量美洲白银。这些重要财 收入大大缓解了过去明王朝因不善理财等原因而造成的财 危机，并为后来著名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月港在隆庆元年建县，其名为海澄县。县城所在地原为龙溪县的月港市，位于九龙江下游，月港的上游，九龙江水道分为二支，其中一支为西溪，西溪上源为船场溪，船场溪发源于平和县与南靖县的山区，下游进入漳州平原，溪畔即为漳州府城。
从漳州出发，顺水数十里路的路程，漳州的商船即可以驶到月港。九龙江的又一上源北溪直上漳平、龙岩二县，而漳平所在位置，已是延平府、汀州府的分水岭，在九龙江的上源翻过大山，即可进入闽江流域与汀江流域。
因此，在九龙江的上游，翻越漳平县的分水岭，有一条商道可通闽北山区的闽江流域商道，漳平县志记载：“以东南溪河由月港溯回而来者，曰有番货，则历华口诸隘，以达建延，率皆奸人要射，滋为乱耳。”可见，这是一条走私月港番货的商路。当年月港所需物质，多从九龙江上游运来。
月港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明宣德年间，当地已开始出现走私贸易，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之际(-年)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可见，当时的月港已是南方一个有名的市镇。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以后，月港附近海面成为双方交易的一个中心，“仅葡萄牙的商船就有十三艘。”
有人说嘉靖年间的月港“两涯商贾辐辏，一大镇也”。谢彬谓：“漳郡之东，迤四十里，有地一区，是名月港，乃海陆之要冲，实东南之门户，当其盛，则云帆烟檝，辐凑于江皋，市肆街廛，星罗于岸畔。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夏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
在倭寇发生的十多年里，月港受到较大的破坏。倭寇平息后，李英的《请建县治疏》云：“切念闽中八郡而漳州为遐陬，漳州八邑而月港为边隅。论生聚则蜂螃栉篦，而货贝聚集，闽南之粤区也。”
万历年间的月港已是“货物通商旅，资财聚富商”。当地商人拥有大海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来自海外的商品在海澄县堆积如山，王应山说：“海澄新邑，珠玑、犀牙、玳瑁、香、布之属辐辏。”
据明末崇祯《海澄县志》的记载，明代福建进口的海外商品有：“琐服、交趾绢、西洋布、吉贝布、银钱、犀角、象牙、玛脑、琥珀、玳瑁、龟筒、翠羽、鹤顶、琉璃、楠香、沉得香、速香、檀香、安息香、麝香、乳香、降真香、丁香、片脑、蔷薇水、苏合油、铅、羚羊角、明角、乌角、鹿角、獭皮、马尾、孔雀尾、*蜡、白蜡、花梨木、乌楠木、苏木、棕竹、科藤、藤*、阿魏、没药、血竭、芦荟、铜鼓、自鸣钟、倭屏风、倭刀、玻璃镜、嘉文席、藤花簟、眼镜、金钢钻、鹤卵杯、燕窝、西国米、胡椒、孩儿茶、蟹肉、波罗蜜、椰子。”
除此之外，海澄还是中国商品输出的中心，来自吴越的商人每每将江南等地的商品带到海澄：“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夏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当地人所说：“追惟盛时，八九之都，家习礼乐。市富珍珠，越言吴语，管沸弦鸣。”其中的“越言吴语”一句，即反映了江南商人在海澄的活动。
十七世纪初，抵达中国沿海的荷兰人也一直希望以月港为中心的福建为突破口，打破当地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固定贸易垄断。这种要求明王朝进一步开放贸易诉求，显然不会得到正面的认可与回应。双方的分歧最终演变成了荷兰与明朝之间的澎湖之战和厦门之战，无力反抗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的明朝地方官一度劝说荷兰人离开短暂占据的澎湖，去台湾发展。
于是，荷兰人在明朝地方官的授意和带领下，第一次登陆台湾。后来与荷兰人斗智斗勇的郑氏家族，也是在这个时期，在这片区域，登上了历史舞台。可以说，隆庆开关后的月港新区，对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历史发展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很多后来人的想象。
“中国白”是欧美学者对闽南德化白釉瓷雕和器皿的专称，牙买加发现的这些文物年代相当中国清朝的早期，据连同其他西班牙遗迹的考证，中国瓷器的出土地点，都位于马尼拉大帆船航线附近，且出土器物年代与大帆船贸易年代相一致，所以应属于马尼拉大帆船运载和经销的商品。
位于海拔2千多米高原上的墨西哥市，是西班牙人进入新大陆以后建立起来的新都会。在近现代发现的出土遗物中，有以青花和彩绘为主的中国陶瓷片。青花的年代涵盖从明代后期、明清之交、以及清康熙、朝隆年间的范畴。较早的是万历风格的民窑制品，包含芙蓉手特征的盘、碗等。碗、盘的内底，装饰图案有缠枝花、折枝花、灵芝草、团螭等图案，与平和花子楼、大垅、二垅、华安东溪、云霄火田等窑址的产品相同。不少彩绘瓷是属于吴须赤绘系统的，多为小型的钵，部分器外底露始，装饰花卉图案，与平和碗窑山、花子楼、云霄火田等窑址的特征相一致。上述闽南陶瓷，应当是通过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输入墨西哥的。
《越镌》记载了一个故事：（赵）“子明向织造蛤蜊班缎匹等货，有周学诗者转贩往海澄贸易，遂搭船开洋往暹罗、吕宋等处发卖获利颇厚。”甚至一些海盗商人也以海澄为其向海外输出商品的主要港口。“海贼欧辛与巨寇洪贵等纠闽贼四十二人，驾船列械，劫柴客之船，掠泉商之货，至福州港口，则并越人之船货而有之。绍商*敬山等被捆丢舱，搬抢糖货。群盗分碂，复回海澄。而泛船开洋，径向日本者，盖二十有八人焉。倭山已在望。”
可见，这批海盗商人在海上抢劫得手后，想从海澄北上日本出售货物。据西班牙人记载，晚明每年有数十只大帆船到马尼拉贸易，“这些中国商船，多数来自福建漳州及厦门，福建滨海，与菲岛遥遥相望，他们运售各种果品，如柑、花生、葡萄干及柿仔。‘柿仔略如苹果，是圆形的，透明的，成熟时，其色致有如琥珀。他们也运来各种布匹，有几种质地好的，较诸法荷的出品，并无逊色。有几种黑色的布，东印度人用以缝制衣服，还有粗或细的丝货、地毡、琵琶线、花边、化妆品、床帷、椅垫等。普通磁器也有运信售，但非常精美的，则因被禁止而不能出口。他们也运来珠、铁、麝香、雨伞、假宝石（极其精美，不易辨其真伪）、硝石、面粉、各色纸张以及其他雕刻油漆极为精美的木器。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口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
明廷把“漳州河口”视为“难制”的地方，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航海通番却一浪高过一浪。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单朝鲜三次遣送赴日市易遭风的漳州人李乞等近千人，便可知其航海规模之大了。海洋活动是这里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到过这一地区的官员都体察到了。
嘉靖十年()，郑岳(弘治六年进士)在《建巡海道碑记》中说：“滨海恶少驾大舶出人海涛中，远通番国。”十一年()，出使琉球的册封使陈侃、高澄到漳州月港选拔“长年”(行船人员)，应役者虽未到过琉球，“然海外之国所到者不下数十，操舟之法，亦颇谙之；”“观海物而知风暴之来，辨波纹而识岛屿之近，按罗经而走趋向之方，持舵柄而无逊避之意，处过役而存爱敬之心，其所可取者亦多矣。”
陈侃感慨地说：“漳人以海为生，童而习之，至老方休，风涛之惊见惯浑闲事耳。”二十六年()，朱纨到此巡视，次年在奏请《增设县治以安地方事》中说：月港“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峙，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俗强狠而野，故居则尚斗，出则喜劫，如佛郎机、日本诸夷。”
年荷兰船舰在北大年时，已进行勾引福建海商的活动。“(海)澄人李锦者，久驻大泥(即北大年)，与和兰相习。而猾商潘秀、郭震亦在大泥，与和兰贸易往还”。荷兰人一面派潘秀、郭震携带大泥国王书先期潜回月港活动，一面发舰于次年侵略澎湖，为作久居计，又派李锦贿赂税监高寀以求通商。福建官府发觉荷兰图谋，拘捕奸商播潘秀等人，同时劝谕荷兰退出澎湖。当时“海滨人又潜载物往市”。
年(明天启二年)荷兰再次侵占澎湖，“入厦门，迫圭屿”，直窥海澄。这年的10月，荷兰的五艘船舰“抵达厦门入口处的虎头山，毁了八十艘民船，分几个地方登陆，攻打厦门对面的古浪屿。许多富商聚居于此。马尼拉商人*合兴等的房屋船只都被焚毁，还有二百中国人被俘，押到澎湖，然后转运到巴达维亚”。
实际上，晚明的漳州月港是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主要港口。
在福建省内，月港也是南方的贸易中心港，如安海志记载明代的安海要从月港批发一些商品：“磁器，自饶州来，福州乡人由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海。”
安平在福州之南，月港之北，安平人从福州采购商品，本可直接北上。不过，由于当时的海澄是南方批发中心，所以，安海人才会到月港去批发来自福州的商品。明人在论述月港时说：“若乃南走交广，北涉京师，东望普陀之胜，西企海市之奇。沿海之地，相错如绣。瓯台在其左，番禺在其右。”这一段话其实是说它与国内沿海口岸的联系。
总体而言，月港在明代中叶已经是中国南方主要的走私港口，迨至隆庆元年，月港获得与海外经商的机会，月港从此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在这一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口货物汇集于海澄，而海澄输出的商品也分散于周边诸港，由于这一原因，月港的商品化程度是较高的。
由于这一时期的月港已经成长为一个小城市，其城中与郊区成长起不少小市镇，万历年间，海澄县已有月港市、浮宫市、丰田市、海沧镇桥头市、新安刘埭市、卢沈港市、马口市〕。以上共计7市。迄至崇祯年间，海澄县又多出了旧桥头市、新桥头市、海沧镇等三个市镇。可见，小小海澄县，在明末已经有了10个市镇。
总之，月港位于九龙江下游，很早就是漳州的一个港口。明代前期，月港因走私贸易开始发展，隆庆元年，月港成为明朝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开始大发展，它成为南方贸易的枢纽。明代末年，海澄范围内的墟市已经有10个之多，比明代初年增长了九倍。
安平位于泉州平原的南侧，厦门湾的北侧。安平又名安海，是泉州城外有名的大镇。苏琰说：“安海距泉郡五十里而遥，其地北阻府会，南控漳潮，乘风破浪，诸岛夷仅在襟带间。”
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安平作为海港有其地理优势。早在弘治年间，安平镇便名列于《八闽通志》，迄至嘉靖年间，安海已有一规模：“本都数千人家，粟帛之聚，甲于乡邑。”
导致安平镇繁荣的主要是海上走私。朱纨曾说：“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人货萃聚，出入难辨，且有强宗世获窝家之利。”赵文华也说：“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
王忬列举嘉靖年间福建通番港口时说：“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为奸盗渊薮。但其人素少田业，以海为生。”这些史料都说明安平是嘉靖年间福建主要走私港口之一，不过，在明代中期，它的名声比不上月港，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市镇。
嘉靖年间，安平的走私贸易逐渐发展为对日本的直接贸易。我们可以看嘉靖年间*堪的《海患呈》，他说：“本年三月内，有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本处无知小民，亦有乘风窃出酒肉柴米，络绎海沙，遂成市肆。始则两愿交易，向后渐见侵夺。后蒙本府严禁接济，是以海沙罢市。番众绝粮，遂肆剽掠，劫杀居民。鸣锣击鼓，打铳射箭，昼夜攻劫，殆无虚日。去海二十里乡村，契妻提子，山谷逃生。灶无烟火，门绝鸡犬……至本月十九日，夷船闻风逃去，居民复业。”
可见，朱纨的海禁失败后，日本海船干脆开到福建沿海贸易，而缺乏管理的对外贸易引起了双方的矛盾，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福建沿海闹倭寇的原因。在倭寇之乱中，安平镇受到较大的破坏，倭乱平定后，朝廷开放漳州月港对外通商，安平的商人多到月港申请对外贸易的许可：“明万历间，漳郡海澄乡宦竞设内港渡，往来安平，以济商人，甚为称便。”由于明朝廷颁发船引是在海澄，所以，当时安平的对外贸易不如月港，当时郭造卿说：“迩者，番舶为漳所移”，即是说这种情况。
不过，毕竟对外贸易造就了晚明安平港的繁荣，嘉靖年间，安平镇已是“东南巨镇，闤比闠联，万有余家”的大〕。万历年间，安平镇的繁荣更为可观，其时有人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万历四十六年（年），安平镇已是“室家鳞次，闤闠节比，肩摩毂击，骈骈阗阗，昔村落而今粤区矣”。
明末，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从马尼拉转到日本长崎，月港的对外贸易开始衰退，而安平港迅速发展，巨商郑芝龙等人定居安海，晚明安海的繁华程度相当可观，“今市散处直街曲巷，无往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盖四方射者所必趋，随处成交，惟直街为最盛。鳌美塔以上为鱼肆、肉铺，市下多锦绣、棉布，迩年北门外，山刍、野蔌、五谷、茨芋、水虫、羽族，凡百物皆朝萃于此，迨午而去，日日为墟也。”
由于安海商人的踪迹遍及天下，除了日用品以外，各种商品也都汇集安海，“凡人间之所有者，无所不有，是以一入市，俄顷皆备矣。”
明代后期，安海已成为泉州各县与海外各地的海口，实际上，它的繁荣已超越一般的城市。当时的郑芝龙以富贵闻名于天下，“芝龙置第安平，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当时郑芝龙富可敌国，在海内外都是闻名的。
总之，安海港的发展比月港略迟，这是因为，明代前期，泉州人当官的较多，与官府关系较好，泉州人不敢大张旗鼓地走私。但到了明代中期，泉州人也开始走私，最早发展起来的就是泉州城外的安平港。但其贸易不如月港。迄至明代末年，由于郑芝龙盘据安平港，泉州人在对外贸易中的势力超过了漳州人，于是，安平港也兴盛起来了。
月港的重要位置与自然条件限制，使得外来入港的商船都必须停泊到出海口的厦门岛卸货。厦门作为一个重要口岸的位置，也就此确立。厦门湾除了北侧的安海港与南侧的月港之外，其主体还是厦门岛与金门岛，厦门与金门二岛的岛屿面积都有多平方公里，岛上有山有水，可种植水稻。自从唐宋以来，这些海岛上已经有人定居。《八闽通志》记载明代中期的厦门湾诸岛：
丙洲屿，在仁德里十一都，居民二千余家。
嘉禾屿，在嘉禾里二十二都，延袤五十余里，居民二千余家。
古浪屿，在嘉禾里二十四都，居民二千余家，洪武间尝徙其居民，成化六年仍复其旧。
浯洲屿，十七都至二十七都之民，皆处其上，凡二千余家，多产鱼盐。
以上所述的丙洲屿，位于厦门与同安之间，是厦门到同安的必经之处，岛上居民众多。作为海港的主要是嘉禾屿、古浪屿，嘉禾屿即为厦门岛，这是文献有明确记载的；再次，古浪屿，今称鼓浪屿，是厦门边上的一个小岛，早在明代前期，岛上即有二千多户居民，这是出乎意料的。复次，浯洲屿，浯洲屿即为金门岛，这是一个以出产鱼盐而出名的地方，早在明代前期，也有了二千户人家。
金厦二岛地处海边，风沙极大，尤其是金门岛，面临台湾海峡，凛冽的海风每每掀起沙尘向内地推进，不断吞噬良田。因此，金门岛上的田地含沙量较大，种植水稻的收获不高，自从番薯传入后，岛民大种番薯为食，粮荒稍有缓和。至于厦门岛，虽可种水稻，但因淡水供应有限，岛民多以渔业为生。金门与厦门之间的厦门湾是一个优良海港。明代初年，朝廷在厦门岛筑*事要塞，驻扎永宁卫的中左所，在厦门岛之外的“浯屿”，又建立了水寨。
浯屿隶属于漳州龙溪界，后又划归海澄界，“浯屿水寨。福建五寨，俱江夏侯所设，浯屿水寨原设于海边旧浯屿山，外有以控大小担屿之险，内可以绝海门月港之奸，诚要区也。不知何年建议，迁入夏门地方，旧浯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是自失一险也。今欲复旧制，则孤悬海中，既鲜村落，又无生理，一时倭寇攻劫，内地哨援不及，兵船之设何益哉。故与其议复旧规，孰若慎密夏门之守，于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岱坠以南，接于漳州，哨援联络，岂非计之得者哉。”
九龙江口海湾地区以下海为生涯，以通番为常事，海洋经济从传统的鱼盐经济转向趋利性的海贸经济，“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边海贫民倚海为生，“捕鱼贩盐乃其业也，然其利甚微，愚弱之人方恃乎此。其奸巧强梁者，自上番舶以取外国之利，利重十倍故耳。”“商人贸迁多以巨舶行海道，所获之利颇厚，时有飓风之险，亦冒为之。”
与海贸经济伴生的是海盗经济，以抢劫过往的中外商船、倒卖销赃为经济来源。著名的海盗有阮其宝、四师老、林剪毛等，“为患闽、浙、交、广间二十余年。”“料罗、浯屿，均为贼之巢穴”，‘浯州则系漳泉之门户，地辟民众，鸡犬相闻，无事而游手游食之辈，已窥伺而有觊心，多难则云合景从之众，遂剽掠以为巢穴。”
《海澄县志》说：“浯屿，在同安界海中，林木苍翠，上有天妃庙。国初置水寨于此。后迁厦门，又迁石湖。而此地为盗贼泊舟之所，出没无常。”可见，明代中叶浯屿也是海盗商人往来之地。
厦门岛周围水深港阔，可停大船，由于外围有金门、大担、二担诸岛，海浪对厦门港影响不大。
明代初年，厦门岛为明*驻防地之一，名为中左所，因此，它曾是一个走私商人躲避的港口。厦门港在明末清初的兴起，其实是月港与安海港发展的必然结果。厦门位于泉州与漳州交界之处，距离安海港与月港都很近，而且，港口条件远胜于以上二港。因此，月港与安平港的发展，必然要导致厦门港的崛起。
葡萄牙人称浯屿是Chineheo临时居留地，应是消灭海寇林剪，夺占了他们的地盘，有了固定的据点。他们和其他漳州海商、海寇一起经营浯屿，建有港口和防御工事。从九龙江口西海岸的岛尾山上望去：夷岛背倚东北，面向西南，北口用大木栅港，巨缆牵绊，南口乱礁戟列，止通西面一港。
后来朱纨也把它与浙江双屿相提并论：担屿、浯屿之据，即九山双屿之险地也。闽中衣食父母尽在此中。浯屿、大担、月港之间的中葡互市因官兵的腐败而在明朝 治、法律合法性的夹缝中取得有效的发展空间，挑战保守、封闭的经济体制，继之而来的严重冲突便无法避免了。
朱纨称葡船从旧浯屿撤走以后，一部分又复回诏安灵宫澳下湾抛泊。克路士说是原在Chineheo的留守船只。他所描述的地点景物，和旧浯屿一带相对应。附近岛屿星罗棋布，大担、二担、三担等担屿、青屿、厦门岛、鼓浪屿等“成排沿中国伸延”。九龙江口内有月港等走私港口。如果这像英国学者C．R博克舍(C．R．Boxer)所注：“根据明代文摘记载，这件事发生在福建、广东沿岸的诏安，”地点景物就不符合了。走马溪下湾，在诏安湾内，“此地两山壁立，风涛不惊”，“为海口藏风之处，”应说有港汊可以接济，而不会说很多岛屿，因为近岸海面只有几个无人居住的小礁屿。
葡萄牙和闽南民间的历史文本都指称葡萄牙人是在九龙江口遭到重创，从此浯屿中葡互市消失。厦门港取代月港是在明末。月港最早是作为走私港口而出名的，其实，它的航行条件不佳，明代后期，由于九龙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港口，大船不能直接入港，只能停泊在港口外围，用小船运货入港。它的优势是地理条件隐蔽，而且距漳州较近，漳州商人走私出海贸易，从月港下海最为方便。
但明代后期的隆庆元年，月港商人取得了出海贸易的特权，月港从此成为南方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之盛，是其他地区不可相比的。然而，月港港口的局限性使其无法容纳过多的港口，因此，许多商船停泊在周围海域，据万历《漳州府志》，月港周围有月港、卢沈港、普贤港、海沧港、东头港、员当港、鸿江港等一大批港群，从其名字我们可知，其中的海沧港、员当港、鸿江港，现在都属于厦门港，由此可知，当时的厦门港已是月港的外港了。
何乔远说：“嘉禾为屿，山断而海为之襟带。自国初以来，徙丁壮，实民籍，长子育孙，今而冠带郡右，往往辈出，生齿若一县。其地上硗下卤，率不可田，即田不足食民三之一；则土人出船贸粟海上，下至广而上及浙。盖船以三百余。”可见，在明末厦门已经成长为我国重要的港口。晚明来到中国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道：“那个港口是壮观的，除了大到能容纳大量的船外，它很安全，清洁而且水深，它从入口处分为三股海湾，每股海湾都有很多船扬帆游弋，看来令人惊叹，因为船多到数不清”，中左所，“这是一个有户人家的市镇”。
除了港口之外，明代厦门湾周边的城市有泉州府城、漳州府城及同安城，这三座城市都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人口众多，也可以说，安平港、月港及厦门港都是为这三座城市服务的。迄至明末清初，福建沿海的城市受到战争破坏，泉州城在清*控制之下，多次受到郑成功*队的攻击，漳州府曾被郑成功*队围攻，死亡人数据说有十几万；至于同安城，则发生了清*屠丄城事丄件，有五万多人死亡。
在延续多年的拉锯战中，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在寻找可保生命安全的世外桃源，其时厦门岛在郑成功长期控制之下，清*很难来到这里，所以，厦门城成为沿海居民避难的地方，数以万计的人口拥入厦门，使厦门从一个市镇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城市。除此之外，安平港与月港的命运也发生变化。一般认为，月港在明代后期的天启年间“急剧地衰落下去”。
其时，月港的对外贸易转到了厦门与安平港。清代初年，它是郑成功与清*争夺的重要据点。年，郑成功部下*梧据城叛清，从此海澄城为清*据点，与占据厦门的郑成功对抗。郑成功虽然无法攻克海澄，但他的水师环绕海澄，使海澄的海船无法驶出海口，这种局面形成之后，海澄对外贸易的地位完全丧失，它的对外贸易已经完全转移到厦门港。
安平港的命运与月港不同。郑成功的祖母长期定居安平镇，他的叔叔郑鸿逵也在安平养老，所以，郑成功是不会对安平镇用兵的。在日本方面的史料中，直到清代初年，仍有安平发来的商船。但至永历九年（年），郑成功与清朝的谈判正式破裂，清*大举来攻。为了集中力量，郑成功将安平的人口全都迁到厦门，并将安平镇夷为平地，以免被清*利用。此后，安平镇不再是重要的外贸港口，故清代的安平港“降为厦门联结内陆的中转港口。”
安平港、月港的毁弃及泉州城、漳州城、同安城的人口锐减，都成为厦门市成长的动力。在以上诸港市没落的背景下，厦门城市兴起，并在清代初年成为福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同时也是中国主要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与台湾结下深厚的关系。郑成功由厦门发兵台湾，成功地驱逐入据的荷兰人。康熙十九年(年)，清*攻克厦门，将水师主力驻扎于此，设置“台湾厦门兵备道”，主持厦门与台湾的防务。当时朝廷规定厦门为唯一的渡台港口，从大陆到台湾的官兵与商民，都得从厦门港乘船渡海，这使厦门与台湾的关系更为密切。
清代厦门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在厦门设置“闽海关厦门衙署”。此后的厦门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船只也来到厦门贸易，每次贸易都带来数以万计的白银。当时的厦门“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藉此为活者以万计”。可见，清代的厦门是一个与海上贸易密切相关的城市。
清代厦门城市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乾隆年间的《鹭江志》记载，厦门“稽查烟户计共一万六千一百余户”。若每户以五人计算，其时厦门人口约人。在当时已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
迄至道光十二年，厦门“查照门牌甲册，除僧、尼、道领县牒照仍归县造并无屯丁灶丁外，核实土著居民大小男女共十四万四千八百九十三名口。内男丁八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丁，女六万一千六百六十四口”。
可见，几十年内，厦门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百余年来，生齿日繁。闤闠民居，不下数万户。俨然东南一都会焉。”陈化成论厦门：“厦门东抗台、澎，北通两浙，南连百粤，人烟辐凑，梯航云屯，岂非东南海疆一大都会哉！”
这一时期，厦门的繁华也闻名于东南：“厦防厅为吾闽第一优缺，海舶麇集，市廛殷赡。官廨尤极豪奢。大堂左右设自鸣钟两架，高与人齐，内署称是。署中蓄梨园两班，除国忌外，无日不演唱。”总之，迄至清代中后期，厦门已经是一个有14万人口的城市港口。
故明代月港与安平港相继崛起，代表着漳州商人与泉州商人的活力，二者在郑芝龙、郑成功时代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商团，对这个商团来说，最好的港口不是月港，也不是安平港，而是位于二者之间的厦门港，加上郑成功驻兵于厦门，造成厦门人口骤增，于是厦门港取代月港与安平港，成为福建南部最大的港口。清代厦门是福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因而其城市发展很快。
可见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不源自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而是将从一些过去人们所不注意的地方生长出来。这些变革的本意也并非制定者的积极进取，相反更多的蕴含着对于现实的妥协与制度防线的后撤，因而在诸多 策上并不受到大力支持。然而，即便如此困难重重，月港地区的开关之举，还是为明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也深刻的决定了整个地区之后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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